夏萍，养老金融专家，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金险分会理事。
夏萍博士从2005年中国养老金第二支柱制度——企业年金制度规范建立以来就开始从事养老金理论与实践研究，参与和经历了国家在养老金制度的系统建设、产品设计等工作，了解国家相关养老金制度和实践，并在十几年的研究中创新金融产品，对我国的养老保障管理产品的研究走在行业的前列。
夏萍博士有20年的金融领域的研究实践经验，长期担任商业银行管理职务，是中国资深养老金融专家。
中国养老问题压力非常大
《中国企业报》：我国是人口大国，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对世界人口结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您作为我国养老金融专家，从我国开始建立第二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来就从事我国养老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参与和经历了国家在养老金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建设。请问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情况怎样以及我国是如何布局养老和解决养老问题的？
夏萍：我从1993年就投身金融行业，历经我国的金融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经历了证券、期货交易的资金市场和存贷款同业业务的货币市场。2005年我国养老金第二支柱规范建设之初，我就开始研究养老金，从政策、理论研究到实践、产品设计，一路十几年走下来，对我国的养老金和国际养老金政策和做法有些心得。中国的养老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世界人口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目前中国人中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养老安排关系国计民生。我认为，养老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不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包袱问题，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个经济问题，涉及制度安排。
谈到养老体制就要先讲我国的老龄化问题。2000年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已经达到16.9%，也就是5个人中就有一个60岁的老人，按照国际标准，60岁以上老人达到10%社会就进入老龄化。中国将在2050年出现35.5%高于60岁的人口（约4.5亿人），届时世界平均水平只有19%，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从7%到10%用了14年，而美国用了30年，我们老龄化速度仅仅用了美国一半的时间，说明我们的老龄化程度高，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我们的人均GDP并不高，这就是养老问题在中国成为政府、机构和个人必须关注的问题。
同时，我国的新生儿严重不足，如果没有全面二孩的政策，新生儿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2018年1月，在放开二孩政策的情况下，新生人口仍旧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新生人口为1723万人，相比2016年减少63万人。近五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都达到历史最低。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结构因为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育龄人口降低，一孩率严重下降，二孩率在补偿性的弥补生育率，但这种补偿增长乏力，从而使得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型形成并越来越严重。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国家无论经济建设还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管理，都需要把养老体制的安排放在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层面。
针对这样的一种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压力非常大。
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的历史形成，我国建立了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第一支柱公共养老，这是政府养老金，也就是我们工资里扣减的基本养老，这相当于美国的联邦养老金。第二支柱职业年金，包含对企业的企业年金和面对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这相当于国外的雇主养老金，在第二支柱方面国家给予了税收优惠的鼓励政策；第三支柱包含税收递延类的保险及个人为养老安排的个人储蓄等养老金融投资。
制度设计目标，我国的公共养老基本占在职工资收入的替代率为40%左右，职业年金占20%—30%，个人储蓄占10%左右，合计三支柱养老保障占在职收入的80%左右，保障退休生活品质不变。
据统计，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覆盖人数3.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6%，2016年全国养老金总收入3.5万亿，支出3.1万亿，公共养老历年累积结余共3.8万亿，截至2017年末，结余4万亿。这个结余数相当于一年的基本养老缴纳数，在此情况下，全年全国一分钱社保都没有交上来的情况下，我们的结余还够支付一年的全国养老金。这个数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人口的倒金字塔会严重破坏这种收支结构。我们的后备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截至2016年底管理资金2万亿，其中含地方社保的委托资金2000多亿，这是地方社保的结余，比如广东和山东这些社保富裕的大省的政府养老金结余交给了全国社保理事会一起来进行投资管理。
第二支柱雇主养老金，在我国包含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截至2017年，企业年金参加人数2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65%，仅占参加第一支柱公共养老的6％，累计13000亿元，职业年金存量加增量10000亿元，第二支柱合计23000亿元；第三支柱税收优惠覆盖3000万人，每年新增1000亿元，养老保障管理产品2017年2500亿元。
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的商业养老计划，有保险、有理财、有投资。目前国家刚刚出台了在上海、福建、苏州试点的商业税延型商业保险。
2018年5月1日税延型个人养老保险的正式实施，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有基本养老为核心的以社保理事会管理养老金为后备基金的第一支柱，由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组成的有税收优惠的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形成的非强制的第二支柱养老金，和个人可以选择个人投资部分税收优惠试点的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模型已经建立，但是内容距离国际先进水品，无论政策建设上还是存量规模发展上都有很远的路需要走。
中国的养老方向，是保证第一支柱基本养老的普及率和强制性，国家财政补贴和国有企业股权收入补贴的方式保证老有所养，鼓励发展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并给予税收优惠，做实机关事业单位的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减轻财政压力。积极研究发展第三支柱，开始通过薪酬递延型的商业保险开启第三支柱试点。未来三支柱会各司其职，设计目标是退休收入占在职收入的替代率为80%，保障退休生活品质不下降。
多方合力完善养老金制度
《中国企业报》：根据研究，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如此之大，养老金有些省份甚至出现了“穿透”，如何让百姓安心，在三支柱制度方面国家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支持？商业机构应该怎么做？个人应该怎么做？
夏萍：我国养老金有些省份确实出现了“穿透”现象。辽宁省2016年14个市都存在发放入不敷出的情况。抚养比很高，2015年为1.8：1，预计养老金在未来三年内总缺口约2546亿元。
为此，国家做了一些安排，比如，在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方面，国家通过每年的基本养老基金的增长，国家养老金储备制度——社保基金的建立和投资运作，为基本养老做好储备，目前养老金结余4万亿。为了更好地保障第一支柱老百姓的基本养命钱的足额发放，国家把10%的国有股权的处置和收益注入各省基本养老的基金安排中。另外，国家还出台了一些保障养老金足额缴纳的具体保障实施办法：如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税务局统一征收的措施，用税收制度保证基本养老基金及时足额的征收。还有一些省市发布一些地方性措施保证基本养老的及时缴纳，比如苏州、北京等还出了一些地方性的鼓励监督企业给职工及时足额上社保的办法，对没有及时上报缴费基数的企业，当年社保会将缴费工资的基础上浮10%作为缴费基数。通过这些制度和策略的安排，保证养老金规模的增长、征收的及时足额等。
对于第二支柱，国家开始加速事业单位养老金的职业年金化。福建、河北、海南、山东等省已下发了职业年金办法，新疆公示了中标的基金受托管理人，职业年金正在加速落地。对于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国家给予了企业缴费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2%，并在税前扣除和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优惠政策。第三支柱方面，金融机构在监管的合规管理下要提前练兵，提高资产管理能力，为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推出后的金融产品选择奠定基础。
因此我建议：社保方面，有条件一定要连续性缴纳，要保证自己有个退休的终生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年金基金方面，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企业、个人配比缴费；个人税延型的商业保险产品方面，享受试点待遇的人群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安排购买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同时，我希望无论有没有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机构都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积极研发更好的养老金投资产品，产品设计要兼顾安全性、收益性，注重品种多样化，将更好的资产更多的配置给养老金产品，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各类型金融机构都要负起社会责任，要对老年金融投资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来当国家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普及到更多金融品种的时候，这些养老金融投资产品已经经过市场考验逐渐成熟，一旦有税收优惠政策配套，第三支柱有望顺利提升规模，增加替代率，增加第三支柱在社会养老中的比重，这也符合国际惯例，同时减轻我国财政的养老压力。同时，希望和呼吁国家税优政策在试点之后的早日全面推出，并增加受惠金融品种，丰富大众的可选择范围。只有养老金一二三支柱各司其职，共同发展，才能解决我国养老这个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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