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明朝初年山西对外的大移民，也因此得到了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泛称。
【寻根山西】
如果查阅史籍上的户口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朝初年山西的人口竟然多于河南、河北之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
但实际上，洪武十四年的情况，还是明太祖已经开始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结果。这实在令人惊异，究其因由，还需要从元王朝的北方管理说起。
蒙古统治对于中国北方的破坏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南多北少的格局，是在元朝彻底奠定的。金朝巅峰人口5000万，南宋巅峰人口6000万，金宋对峙时南北人口差距尚不明显。
之所以经过元朝之后，人口南多北少的局面就彻底奠定，除了连年战争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因素，总结来说，有元一朝，对于中国北方的治理是非常不善的。
岭北行省作为大元龙兴之地，在元代有着特殊的地位，有大蒙古国时代的都城哈拉和林。为了维持岭北行省的城市，元王朝需要大量从中原和江南进行屯垦。所以就有“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说法。
忽必烈去世之后，元王朝的农业存在严重的衰退，导致人口向一年两到三熟的南方大规模迁移。而元代黄河治理极为粗疏，黄河大规模泛滥，就更加加重了农业的荒残。
赫赫有名的元代大运河也未能起到多少带动沿岸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成为大都及岭北行省从中原运输物资的甬道。运河沿岸民众所受征徭极重，纷纷逃亡。
山西地区被吕梁山脉、太行山脉、中条山脉等若干山脉和其他地区分割开来，内部又有太岳山脉、恒山、云中山、五台山等山脉林立，将山西划分成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上党盆地、太原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这些相对独立的盆地。这固然不利于山西与外部的交流，却也能排除外部的不利影响。
困扰元代的黄河泛滥问题，因黄河干流并不流过山西而对山西几无破坏。金末战乱时，连绵的山林也庇护了三晋大地的人民，使得人口损失相对北方其他地区为少。总而言之，因为山西作为一个较封闭的地理单元，其较少受到不利因素对中国北方的影响。
因此，山西人口多于北方其他地区的局面在元朝中期就已经形成。
元末战乱中的山西
元末之时，天下大乱，灾害四起，兵燹纷纭。北方虽然人口本就少于南方，受到的破坏却更大于南方。
就天灾上说是因为北方农业基础本就薄弱，受到平均气温下降的影响却更为明显，自然灾害对北方的打击要远大于南方。就人祸上说，发源于南方的红巾军在北方肆虐时较为无顾忌，而脱胎于元廷的北方诸军阀的凶残程度也要远高于南方的各路义军。因此，元末明初数十年的大乱，引发了北方人口的进一步锐减。
在这样的局面当中，山西受到的影响却是较小的。在明朝建立时，人口要远多于河南、河北等地。这也与山西的地缘形势有很大的关系。
显而易见地，山西群山阻滞的环境，使其受到兵灾的破坏较小，人们面对兵乱也更容易找到藏身之地。其次山西盆地串联、山脉屏翼的地理形势，也使得中原的自然灾害不容易蔓延过来。
元末战乱中，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在元末北方军阀对红巾军的战争中，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出陕西占据山西南部，至正十九年（1359年）孛罗帖木儿逐步收复大同路，占据山西北部，由此山西成为元末最重要的两家军阀的根据地，后来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降将刺杀，其权力由养子扩廓帖木儿继承，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为了争夺富庶肥沃的山西数次攻杀，以扩廓帖木儿获胜告终。
相对而言，韩林儿、刘福通的韩宋政权建都于汴梁，当其被察罕帖木儿等元末军阀讨平时，河南自然受到极大破坏。而河北由于红巾军和元军的连番拉锯也导致人口的锐减。
由于山西大部分地区能够免于兵灾之祸，又在北方的凄风苦雨中却能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因此元末战乱中中原大量百姓也逃往山西避难，这就形成了山西人口愈多，“丁多田少”的局面
明初山西人口繁盛
正是因此，明王朝建立时，北方人口体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已经体现出“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相比北方其他地区惨遭战火、地广人稀的局面，显然从山西向外移民，不惟有利于中原各地的发展，也有利于山西本身。
洪武十四年人口统计之前，山西对外移民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温县志稿》记载：“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于温县。今考各碑碣墓铭之类，其原籍由山西洪洞迁来者十居七八。”《孟县志》卷四记：“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在洪武十四年之前，洪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七年、八年、十三年，在地方方志、家乘、碑刻等文献中都有山西向外迁徙人口的记载。而《明史》和《明实录》中也有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的记录。
在山西对外移民当中，洪洞县被提到的频率非常之高。这是由于洪洞地理位置优越，在临汾盆地北段，其北既为冷泉关、阴地关、霍州所在的狭长谷道，与太原盆地交接。因此汾水从两山夹峙的狭窄地形突然进入洪洞县平缓的冲积平原，湍急的水流变缓，泥沙与腐殖质沉积使得土壤异常肥沃，开阔的平原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时至今日，洪洞县仍然是山西人口第一大县。
因此，人口稠密的洪洞县，在明初山西对外大移民中大量向外部输出人口。更因为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明朝初年山西对外的大移民，也因此得到了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泛称。
经过洪武前期零散的山西对外移民，山西的人口仍然超过河南、河北之和，可见明初山西在北方的人口之多。按研究者估测，元末明初山西的人口峰值有可能多达500-600万。
而洪武十四年之后，山西对外移民便全面开始。
山西对外大移民
明初山西对外的大移民，体现出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这是由于南方人口虽多，迁移到中原却不及由较近的山西便捷高效，因此在明朝初年，三晋子弟转徙四方，足迹踏满中原各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明朝前期的统治典型特点是有极高的组织效率。明初山西对外移民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
为解决卫所的军粮供应，也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称为“军屯”，政府供给军屯所需的耕牛、种子及农具等。除民屯和军屯外，还有商屯。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的问题，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谓之“开中”。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北京、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也有的移民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辽东，可以说是遍布中华大地。
除了洪武、建文两朝山西对外移民之外，靖难之役时中原再一次受到战火破坏，朱棣为了恢复人口，又一次由山西向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移民，规模也很可观。
山西对外移民的影响
山西对外移民传播了三晋文化，也进一步塑造出山西人勇敢乐观，敢于冒险的精神，延伸出后世的晋商文化。而明王朝能够从元末战乱中很快地恢复北方的人口和经济，开创出永乐、宣德时代盛世的局面，也离不开庞大山西移民的筚路蓝缕、艰苦耕耘。
山西拥有悠久醇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晋南作为尧舜故地，具备深厚的儒家传统。由于山西的封闭性，在元代受到蒙古文化影响较小。大量山西移民涌入中原各地，对于明王朝倡导的移风易俗，建立规范化的伦理道德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小的带动作用。
作者 l 方唐镜 爱好地缘的南方人
来源： 地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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